：黄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铭，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摘要：知识生产模式Ⅱ及“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动力机制模型是国际流行的国家创新战略和模式。由于合作模式单一，内部利益失衡，角色转换趋同，耦合能力缺乏，三螺旋产生了自然、社会问题，影响知识生产的正向效应发挥。为此，四螺旋与知识生产模式Ⅲ应运而生，四螺旋在三螺旋基础上加入了“公民社会”，将“大学”扩展为“学术界”，形成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新平衡。研究认为，知识生产动力机制演变原因包括知识经济化向知识社会公益化转移，知识的弥散由国际化向全球化改变，利益相关群体从多极化向扁平化发展，以及研究共同体的形成与发挥创新作用。
知识生产动力机制演变历经了“单/双螺旋、三螺旋、四螺旋”三个阶段，单/双螺旋对应知识生产模式I（以下简称模式I），三螺旋对应知识生产模式Ⅱ（以下简称模式Ⅱ），四螺旋对应知识生产模式Ⅲ（以下简称模式Ⅲ）。三螺旋（Triple Helixes）是知识生产模式Ⅱ的动力机制模型，组成了“大学-产业-政府”（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简称UIG）的关系网。产业和实践的需求促进了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生产模式Ⅱ（以下简称模式Ⅱ）出现，随后“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上升为国家创新模式，[1]强化知识在经济效能中的正向作用。[2]三螺旋促进了大学知识转化办公室、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研发公司、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的诞生。一方面，更多的社会资本涌入大学，为知识生产注入活力，为知识、区域经济、创新添加粘合剂，提高了知识产能；另一方面，带来学科发展失衡、知识经济化、社会自然环境等问题，影响知识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四螺旋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提出了解决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问题的新思路，从新时期的大学多重性角色转换确立大学的主导性地位，肯定了大学对于文化和经济的贡献，剖析了三螺旋的合作困境与四螺旋的存在契机。
UIG组成了三螺旋模式的关系网，三者共同参与满足知识生产路径要求。知识生产路径为两条：一是按照科学逻辑开拓知识边界；二是社会进步对于多样知识的需求。三螺旋从知识经济化的角度强调通过扩大知识的参与群体，拓展知识的流动领域，实现知识的非线性生长和区域层面创新，但无法弥合参与群体因为利益、角色、自身模式不同而产生的知识双方面的耦合力，由于三螺旋中合作模式单一，内部利益失衡，角色转换趋同，耦合能力缺乏，导致自然、社会问题，影响了知识生产的正向效应发挥。
UIG是科学与技术在经济化、区域化下的结合，是知识生产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双向过程，[3]它使得矩阵科学分类下应用科学、基础科学、硬科学、软科学对于知识领域分类的拓展，使实践性、应用性知识元素和生产路径得以进入到正统知识领域，知识生产要更多实践、应用领域群体的参与。UIG的合作模式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自下而上——以美国为代表的通过不同机构领域的个人和组织的互动；自上而下——以欧洲为代表的通过政策手段的鼓励。事实上这两种模式都能在美国和欧洲进行，只是以不同的速率和侧重呈现，自上而下的过程通常隐藏在自下而上中。[4]
这两种模式在我国得到深入推广、交互体现。我国UIG关系网大多数表现为产学研合作，表现为以产学研合作为方式的人才教育培训，如校企联合培养、项目（课题）、企业奖学金，以及以产学研为手段的科学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如孵化器、技术转化办公室、创新平台。政府通过政策支持，鼓励大学与企业的联合，大学作为公共领域代表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以及科学、技术上的支持。但在互动过程中，自上而下的合作占据主体，自下而上在UIG关系中体现得并不充分。企业会通过成果转化和科学技术创新进入到知识生产的全部过程中，但这种知识生产往往是通过企业的开发团队和部门完成，建立与大学、政府的长期合作并未扩展到较大产业范围。事实上，知识生产以正线性和反向线性两种模式交互进行，前者通过知识转让、知识产权、校友教师创建公司实现，后者通过社会、企业问题促进新研究项目和学科的发展。这种模式在各国都已根植，通过形成独立的咨询机构，如新英格委员会来实现，委员会成员由大学、产业、政府组成。UIG关系网的合作模式单一使得三螺旋从知识生产上难以深入到所有的领域，导致科学-技术连接目标始终没有办法从产业经济上升到技术创新和区域发展。
利益失衡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础知识和应用知识对应的精英学者话语权失衡。教育领域中的诸多改革变化都体现了精英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导致受压制群体和知识更趋边缘化。[5]知识经济化使得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在学术权力的重新分配中发生明显的变化，应用科学知识占据了高校学科发展的主导话语权，影响高校中基础科学的发展和资源配置，也影响对应领域学者资源的分配与合作的开展。
第二，经济利益引导下的产业和大学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当然不同大学的定位不同，有的认为教授应为公司可以提供服务，争取企业家捐赠；有的认为校外工作会影响教授的校园职责观念。麻省理工在19世纪初期就通过教师咨询工作是学术使命的一部分。产业的发展通常受到领军企业或者垄断企业的影响，它们带动整个行业并对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人才需求、经济支持等方面对大学学科发展、教育培养产生一定的影响。政府为维持区域经济稳步的增长，也会在大学的经济贡献和科学贡献中倾向前者，导致产业与大学的利益失衡。
知识资本化让知识获得变得有偿，刺激UIG关系网中各参与群体角色发生转变（见图1），角色转换后的趋同带来的是各领域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和轨迹的趋同。大学与产业之间经历了分离、紧密、共生的关系转变，而今随着产业革命中自然、社会问题突出，二者关系又变得模棱两可。
第一阶段，大学-企业形成资本-人力资本组合，学术科学家从已有的研究领域里发现可经济化的知识，推动新兴的研究机构，如研究中心、项目组等出现，教授很快成为全职研究领导、公司经理，科研团队转变为研究公司，学生转变为全职职员。当科学家、教授从独立为企业做咨询过渡到参与企业，最后到独立从事经济活动的角色转变，让科学和经济领域的目标变得日益模糊，大学经济化目标突出。第二阶段，UIG关系建立在大学-企业之上，通过政府的行政职能和大学本身的行政体系使得这种关系正规化，这使得大学与政府的角色趋同成行政化。美国最初大学与军方的合作促进了科学研究和发展局（OSRD）的出现和发展，大学和OSRD合作的模式成为大学-政府合作的雏形，财政手段成为经费由政府流向学术机构的主要渠道，同时也加重了政府对大学决策的影响，大学行政化突出。
三螺旋中由于耦合力缺乏，难以实现UIG关系网中各部门的利益绑定，没办法实现各螺旋的理想“联结”。耦合力的形成在于形成共同目标，但各部分的主体目标不同，只可以通过附加职能实现目标统一。大学致力于未知世界探索和服务社会，[6]产业致力于经济效益，政府致力于公共服务。UIG关系网中只有大学不具备经济或者服务经济的功能，因此，三螺旋中需要缓解大学新旧职能中经济发展、研究和教育之间的互相影响与冲突。[7]
导师通过独立咨询、项目间接与企业合作，或者通过学校转化部门、孵化器来实现与企业合作，但这种合作难以规避企业对于知识的认可程度。企业对于高校的投入和支持很大程度还是依托企业良心，基础理论到生产运用仍存在距离，教授也多是给予咨询服务，难以将知识直接转化成生产力。从当前而言，政府从知识生产到经济发展的角色转换并不顺畅。
四螺旋是知识生产模式Ⅲ的动力机制模型，旨在减少UIG关系网知识经济化、效益化对科学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负面效应。埃利亚斯·G.卡拉雅尼斯（Elias G. Carayannis）在问题情境下提出模式Ⅲ，试图实现：（1）突破人为设置的基础科学、应用科学隔阂，打破同质性、等级性知识垄断，从学科背景中抽取知识元素，根据问题设置解决方案，重新组合成“多层次、多节点、多形态、多主体”的多维聚合型知识群，营造不规则研究、教育和创新生态系统（Fractal Research，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Ecosystem，简称FREIE）。（2）应对当下固化学科知识难以解决的、发达经济体及发展中经济体所一同面对的，愈加严重的资源匮乏和激烈竞争，破解环境生态、医学健康、高科技发展、冲突与文明、全球化和本土化等重大问题。通过引入公共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减少等级、族群、文化认同等冲突和裂变，以“多元性”“异质性”“区域性”特点，淡化已有的结构化特征，逐步寻找权力多极下的平衡，形成创新触发机制、持续性竞争优势与社会繁荣的驱动力。[8]
模式Ⅲ的动力机制是在三螺旋的非线性网状模型阴阳双螺旋结构下的耦合创新延伸（见图2），形成了“学术界-产业-政府-公民社会”四螺旋创新ECO模型。[9]“学术界”包括大学、科研院所等学术共同体组织。其中大学实现知识传播，与产业衔接满足人才需求，和学术共同体一同保障健康的青年社会化进程，避免知识的市场化对于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产业”提供商品和服务，与大学合作进行生产研究和科技转化。“政府”在三螺旋的角色定位是“服务型”和“指导型”。“公民社会”将第三方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力量引入到重要事项的决定中，平衡各螺旋的目标局限性，从文化角度给予知识和经济的可持续化导向。在教育层面，四螺旋构造教育和创新生态文化系统，其中核心为“知识民主化”，即较高级经济社会中知识和创新的异质性与多样性的平行发展过程，将分离的文化、社会、经济、技术等相结合，使创新想法、解决方案与欣赏和培育实现其潜力的市场连接。[10]
当前，大学、政府、产业界限分明，研究型、创业型大学对应，根源上是知识类属之间的不容和排斥。四螺旋不限制知识生产场所和固定载体，它根据多维度多属性知识的要求选择场所，由于碎片化知识的存在不局限于研究型大学、创业型大学或工厂，来自不同部分和多样的世界、人类、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背景的观点，相互交织而产生一个正在形成的新世界观，嵌入特殊社会技术背景下，专业相关知识成为混合/公共/私人、有形的/虚拟的知识经济、社会的重要元素。[11]四螺旋不排斥三螺旋的知识经济化目标，而是在实现过程中关注知识社会和民主对于过度经济化的平衡，来从源头上应对社会生态、社会经济环境等问题的挑战。
三螺旋也曾试图解决利益平衡，首先，学院成立了专门组织来处理大学和企业、政府之间的合同关系，但仍然缺乏处理大量和复杂的管理模式的能力。[12]其次，三螺旋在后期极力引入公共风险资本公司扮演大学与企业、政府合作的中介结构，将大学的知识经济化问题交给第三方。虽然公共风险资本仍旧没办法有效解决其本身利益与大学专利管理的利益冲突，但却为公共力量介入开辟了道路。
大学的独立性和公共利益时常会受到私人利益或者利益相关群体的威胁。大学自身公共资本维护来源于市场规范化介入给予教育学习管理机关特殊地位。四螺旋的优点是能够形成内部利益螺旋的联结与重组，当经济利益为先时，公共利益将作为政策、规则的有效推动力；当公共利益突出时，它将促进法律和法规作为有效平衡支点，因此，在四螺旋中知识生产模式Ⅰ、Ⅱ和Ⅲ能够并存，各利益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面对亚结构政治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泛化演变，四螺旋通过公民社会的意识环境和个人、组织正式非正式的介入来制衡私人利益的过度扩张。
“单/双螺旋-三螺旋-四螺旋”分别代表“个人学术兴趣-产业经济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一样的需求。三种利益并非递进关系，将在同一时空内长期并存。三螺旋的动力来源是实现知识的经济价值，并非知识本身的探索，而是由外在价值驱使，过多的政策和资金使教育远离其基本主旨，引起对教育绩效、效益的过分追逐和产业管理知识的盲目引入。这不仅会造成分支学科泛滥，而且会影响应用科学赖以为生的基础科学的发展，束缚科学和创新的原始力发挥，使得公共的知识空间被压缩，影响科学长远生产力。
四螺旋吸收公民社会作为知识空间的共享载体，将知识动力与公共利益紧密相连，确保知识发展中社会公共利益维护者发挥作用。知识的社会公益化是指发挥知识的作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避免其对人类产生的不利影响，而不是单纯发挥知识的经济效益或者学术影响。当教育知识的发展与公民利益绑定，教育资源的分配与社会对知识的认知特别大程度受到公民社会的影响而显示出公共性。同时社会公益性将蔓延到各个螺旋领域，突破原有的产业、政策制约，形成公民社会与社会公益的动力循环。
国际化的影响大多数表现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经济的渗透，随后从经济领域弥散到科技教育等各领域，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教育呈现跳跃性增长，跳过某些阶段直接步入最新阶段，或者各阶段一起进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享受科学技术、经济资本的同时，也承受着如污染等自然环境问题，以及知识产权、文化价值观冲突等社会环境的各层面区域性冲突。
四螺旋在已有的区域化经济影响基础上，提出了全球生态环境，包括经济的可持续化共识：可持续发展已经不能沿用过去单纯的经济模式，创新与创造力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除了科学、技术、资金、政策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对于创新发展路径的认同，营造创新的生长土壤，使社会的公共利益得到自觉维护，并成为可持续发展路径和政策制定的准绳。四螺旋的参与群体不再受到群体和职业身份的限制，打破了区域、国界、职业、文化的束缚，从全球社会环境受益一体化角度，为知识的生长和创新提供重要基础。
三螺旋、四螺旋动力机制模型本质上都是从群体需求和利益出发影响知识生产、教育实施、科学技术创新，最大限度实现自身利益，重塑社会关系和地位，以争取既定权利中的权利分割。三螺旋集结政府、大学、产业三者精英，形成多极化权力结构。产业投入使教育目的和结果不可避免受到利益至上的裹挟，而作为经济地位劣势的大学，很难与政府、大学形成稳态合作，产业、大学在引入科学技术的同时，因为体制、机制、文化的差异将无法规避科学技术的不利面。而政府决策的间接性和滞后性也将影响产业与大学中各部分的平衡发展。
四螺旋创新系统加入公民社会，权力结构由多极化向扁平化过渡。公民社会从权利空间方面出发，在保障私人空间、权力空间的同时，积极发挥公共空间作用。以政府为代表的权力空间占据比例会根据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各阶段伸缩，私人空间由于受到法律和规章的提前约定而固定，公共空间成为缓冲权力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空间，它的存在引领社会健康发展，促进文化、价值等因素融合。“公民社会”将“学术界”、“产业”、“政府”机构中个人职业角色剥离，唤醒青年社会责任的回归，提升预见和解决全球区域性重大问题的能力并制定科学决策，与民主治理、互联网和经济稳步的增长共同促进全球化与本土化发展。[13]四螺旋在“中心-四区域”空间中形成多维交集，在各区域之间的合作中完成社会经济效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直接体现在教育、卫生、环境等方面。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在引入和借鉴科学技术方面，应设置制衡机制或社会参与渠道，使环境与经济并行、可持续发展、构建生态创新环境、民族创新成为主流社会价值。
19世纪末，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以科学信仰为依托的学术共同体衰弱，世俗州立大学出现，大学除了教学职能外，研究职能出现，各种自然和人文学科相继作为单独的研究领域出现，智力的破碎使得原有课程之间的联系减弱。[14]随着二战后政治和社会民主化，公共部门的增长需要更加多大学毕业生；持续不断的发展的产业经济雇用了更多高技能的、受过教育的工人；社会越来越相信经济的逐步发展依赖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力，特别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传统科学发展式微，学术共同体名存实亡。[15]传统的学术共同体已经难以涵盖当前的多种知识态势，多元知识和价值观的出现使得原有的学术共同体难以表现出巨大的包容力，进而阻碍了知识的进步（见图3）。四螺旋形成的“研究共同体”更好地弥补三螺旋中各类群体由于不同价值观所带来的合作冲突，更多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相关者，包容不同文化、价值等意识形态，减少知识生产的价值观束缚，扩大知识范围，解决全球化下的区域不均衡等意识冲突，共同应对当前世界、区域的重要问题。
研究共同体的存在是为了在意识层面形成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的统一，剥离各群体中参与个体本身的职业属性和阶级利益倾向，按照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进行学科知识边界的突破与重组，按照学科聚合性和聚散性的特征安排人员，组织成对应问题的解决小组，解决实际面临的重大问题。
研究共同体是参与群体以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抛弃学科立场、职业利益，建立社会公共利益最大维护意识，通过学术群体、应用技术群体、政策群体的融合互动，引领四螺旋形成社会公共利益、企业个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平衡。知识在扩散联系的各专家群体研究活动中变得更有凝聚力和完整性，在研究共同体中各领域人员的背景并不单一，具有多重教育背景和学科知识（见图4）。研究共同体由四螺旋中“学术界-产业-政府-公民社会”的交集部分构成。研究共同体由学术共同体延伸而来，包含学术共同体特征，并力图在权力制衡和权利维护上发挥作用。研究共同体以社会福祉为目的，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在可持续发展共识中促进知识良性增长和良性功能发挥。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与社会服务是学校的办学宗旨，而学科建设作为知识的载体和主要形式。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中科学研究水平中包含专著专利情况，即已转化或应用专利；其一级指标下的“科研项目”、“创作设计”，肯定了应用科学对于整体学科建设的贡献。一级指标中“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中“社会服务特色与贡献”被作为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
第一，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学科发展不再是经济目标或者学科目标，社会公益目标得到重视。大学发展需要考量多重利益，重新发挥大学的公共服务作用，平衡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当前“双一流”学科建设，学科的经济效益、学术效益、社会公共效益都将成为衡量学科发展的指标。第二，全力发展超学科，对于涉及重大问题和社会利益的学科、研究方向应给予支持和保障，对于多学科的合作应相应提供政策支持和建设平台，从人员、物资配置上予以配套完善。如矿区土地复垦领域，涉及采矿学、地质学、土壤学、植物学、生态学学科，[16]而复垦和环境、地区发展、人动又有着密切联系。目前矿区土地复垦方向研究团队包含大学、科研院所、矿区、政府以及行业、企业协会成员。
能力发展与知识背景和经验相关。四螺旋参与群体具有多重属性和角色，既可以是产业人员，也可以是兼顾学校专业教育的教师；既可以是政府人员，也可以有产业背景或者教育行业的从业背景；既可以是教师，还可以是产业的兼职人员或者创业者。这从知识背景上说明知识的边界正在慢慢地打破，职业或教育的多方面背景可以有效促进跨学科研究和交叉研究的发展。四螺旋中除了角色变换之外，还需要所有参与群体都具有社会公益维护者角色，或者意识到维护社会公益的重要意义。教师除了从事科学研究、专利发明，还应通过横向课题、研发中心、创新平台、团队合作等形式积极介入产业发展，同时积极参加行业、产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如各工程教育认证组织ASSIN、ABET、ECUK积极吸收高校学者、学生、社会组织加入，促进学科、产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能力构成上满足学科、产业和社会对于教师的要求。多元能力教师的自我提升还一定要通过参与第三方组织（行业、社会组织、政府咨询团队）来实现。如致力于创新转化的新英格兰理事会建立了“新产品”委员会（“New Products”Committee），该委员会从企业界、金融街、公共设施、公司的研究部门和大学的企业合作部门等吸收成员，8名代表中3人来自学术界，[17]组织成员的多元性能为教师多元能力构建提供支持。
“研究共同体”试图通过领域内部的合作去打破行政管理的框架，确保研究与问题解决的衔接与平衡，这种专业化能力的设计框架不仅需要参与群体、部门协调，更需要研究知识背景支撑问题结构及解决步骤的规则体系建构。从动力螺旋机制发展的继承来看，参与群体经历了“研究者独立发展-群体被动参与-群体主动参与-协同创新”四个阶段，所谓“规则上的创新”实则是研究环境的搭建。当前，我们完成了前面两个阶段，要完成后两个阶段就需要营造合作环境，即创新环境。创新环境应符合产业、文化特征，即从管理模式上符合各方面要求。在人才教育培训过程中，首先，引入产业的生产、管理、研发模式，从科研初期就建立科学研究与产业结合的接轨；其次，考量政府、社会组织的标准体系，将文化和产业自律引入培养过程；最后，对于“不完全”竞争的科学领域予以管理上的支持与保护，如引入如ARD（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the American Research of Development Corporation，ARD）的风险投资资本，充分的利用校友资源，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
目前，针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许多高校建立了研究中心，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造福社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CITRIS），聚焦能源、交通、地震安全、教育、医疗、农业和环境等问题的研究；[18]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聚焦政治、人口、调查研究、群体动力中心、大学间政治与社会研究等问题，重点研究组织管理模式、美国选举、青少年毒品使用、青少年暴力问题、退休与健康等众多研究影响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19]斯坦福大学建立多个研究中心，面向环境、人类生存及健康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展开研究；[20]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研究新加坡区域特点和面临问题，建设校级卓越研究中心，致力于解决可持续发展、亚洲事务、健康、未来教育等重大问题。这些研究中心都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聚焦重大复杂社会问题；第二，研究问题是需要多学科领域专家和人才支持；第三，研究中心直接下设孵化器、种子基金、成本转化部门或者依托学校或者社会的专门研发公司、基金会、企业、政府，促进社会公益化知识转移；第四，采取项目管理方式，内部人员根据项目中子项目安排实行人员流动，来自企业、政府、社会组织等外部人员可根据项目进展随时参与项目，研究过程中实现资源共享，由基金公司管理资金支持与分配，接受来自政府、企业、基金等多渠道资金支持，设置项目参与人员工资上限，按照项目贡献给予薪金。
[3][英]托尼·比彻（Tony Becher），保罗·特罗勒尔（Paul R. Trowler）.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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